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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1-31 10:12

    当代中国故事的多重想象空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中国的现代化伟业也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从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推翻帝制算起,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至少也有一百多年,要是从晚清的“变法图强”开始,时间就更长了。这一历史进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或者用社会学家的说法,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或从农业文明到工商业文明,如果视野更大一点,当然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或者用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历史的长河冲破“历史三峡”,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必然激起滔天巨浪,也必然会遇到暗礁险滩,而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就可以视为这历史激流中溅起的朵朵浪花。《民族文学》2019年发表的各民族作家的小说,自然是这些浪花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农业文明和其他生产生活方式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即使面临着现代文明的挤压,也不可能凭空消失,同时,其自身也试图从世界的巨变中觅得生机,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舞台。关仁山(满族)、杨健棣合著的长篇小说《戳脚》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种典型意义。所谓戳脚,乃是传统武术所谓“南拳北腿”之一的“腿”,主要在河北一带流行,曾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说的主人公李继承(这个名字的含义很明显)即是戳脚的传人,他来自乡下,想靠自己的功夫在北京这个大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很显然,小说处处描写他的骄傲,这种骄傲,不仅来自他的一身功夫,也来自他这身功夫背后的巨大的传统支撑,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维护戳脚和自己的尊严。他不愿像上了大学的弟弟那样,到健身房为老板们服务,也不愿意做明星的保镖,他想在城市里传授自身的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虽然历经各种曲折和牺牲,但他最后成功了。他靠自己的功夫和勇气战胜了用刀砍人的精神病人,也征服了施雅东和媒体,最后带领大家表演戳脚功夫,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堪玩味的是,这一成功转型的基础,除了李继承的刻苦坚毅和机缘巧合外,主要还是源自他的身体。小说第一句话几乎就是作品用心的不打自招:“李继承从‘虎池’健身房出来的时候,脸拉得老长。他微侧着头,脖子梗梗着,晃动起宽阔、厚实的臂膀,像一匹健壮、俊美的高头大马横穿写字楼的大厅,连地板都被他踩得咚咚作响了”,那种骄傲的姿态完全是用身体的形态展现的。甚至他那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女朋友,小说也有意无意地表现她的身体对城市的魅力,“最俊的闺女……柔美的身段”。虽然小说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但也留下了大量的文本缝隙,让我们得窥其中究竟:赵香梅意外被出租屋的大火烧死,李继承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张印着赵伊蕾名字的身份证埋进她的坟里,而其实他并不认可她一心想改名的做法,觉得人名就是个符号而已(如果把这与作家将其命名为“继承”联系起来,他的想法就别有意味了);李继承觉得城里的黄昏远不如老家的,“乡下的黄昏是个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缓慢生长的过程,可是在这城里,在这有着几千万人口的大北京,黄昏的芽孢刚刚破土皮儿就被这满世界的灯光给糟蹋啦”;大城市里人跟人就是个相互利用的关系,而他们家乡李家佐,“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相互有个看顾”——也就是说,城里人只看利益不重情义,就连风景也很糟糕,和自然失去了联系——小说最后一句写道,“李继承想,这场大雪之后,冀中平原的春天就该来了”,将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循环联系到了一起。反过来,小说也描述了城里人对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的看法:在领导讲到“糟蹋首都、祸害首都”破坏秩序的外地人时,人们想到的是,“对造成交通拥堵视而不见,依然高喉咙大嗓门叫喊着兜售商品的小贩们;想到的是街边朦胧暧昧映衬下衣着暴露的洗脚妹们;想到的是光着膀子,背上、胳膊上文满了青龙靠敲诈商贩为生的小混混们,可唯独没有想过李继承”。可以想象,李继承碰到的困境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意味深长的是,青梅竹马的赵香梅(赵伊蕾)虽然已经逝去,可是金发碧眼的约兰达竟也是赵家的后代,还在远处默默/脉脉地看着他……外加一个施雅东!合理的猜测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春天必然会到来一样。

      走向和谐的道路当然不只一条。亚明(壮族)的《声音》里的叙述者也是一位作家,“写的是一群外地人在这个城市里的生存状况”,这其实是虚晃一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徐松,在城市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可是却患上了奇怪的毛病,像狗的耳朵一样,能听到各种细微的声音,特别是听到城里的与人有关的声音就睡不着,心理狂躁。后来他来到一个保存了“原始风貌”的壮乡山村,村里人都移民搬走了,无人居住,这样,“山里的声音再多再响,对他几乎都没影响。他原来整个人狂躁而憔悴,但在山里住了半年后,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但好景不长,发现鹿鸣村景致不错的不光是徐松夫妻,当地政府也盯上了,决定将其开发成一个旅游区,徐松将面临和城市一样的热闹场面,他想找到一块类似的地方,安宁,景致又好,而且无人,难于登天。当然,读者没有想到的是,小说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当地政府不但将这个建设美丽乡村的项目交由徐松和史红霞夫妇来开发经营,还拨上千万的扶持金做支持。这样,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徐松的“狗耳”竟奇迹般变正常了。现在,他整天精力充沛地在鹿鸣村里监督工程进度。原来,他之所以变得那么敏感,是因为在城里生意不顺,遭人暗算。现在回到乡村投资,环境和条件如此之好,当然就恢复正常了。小说这条光明的尾巴,算是被徐松幸运地咬上了。

      与《声音》人物命运的轨迹相似,李进祥(回族)的《亚尔玛尼》写的也是一个农村人进城,获得成功后,被家人算计,被迫逃回无人的故乡的故事。而且表面上看去,主人公似乎也有某种疑神疑鬼的嫌疑。与前者简单明了的乐观不同,《亚尔玛尼》意蕴深厚而复杂。如果从哲理层面看,小说试图通过六指的感知和思考,像一个人物所说的,“能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问题恰恰在于,六指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里去,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亲生父母是谁,分不清自己身处现实还是梦境。即使我们从历史和社会的层面看,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困境,他从乡村来,还能回到乡村去吗?那里已经是一片历史的废墟。在李进祥写作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之前,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消失的亚尔玛》的文章,里面明确说,亚尔玛是宁夏南部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村庄,当地口语称亚尔玛尼。无人能说清这个名字源自什么语言,是什么意思。而那个村庄就和小说中的描写一样,生态移民,整体搬迁,所以完全拆毁,唯有野草疯长。甚至和小说中一样,他也碰到了一条无人驯养而变野了的狗。这篇文章中的好些段落和文字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就搬移进了小说中。这种互文证明了小说立足于真实的历史境遇,但作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他通过自己的书写,至少否定了以下两种流俗的写法:一是将人物的命运回归自然史的范畴,将人类命运置于自然命运之下,人类的一切努力毫无意义,完全是徒劳;另一种则是将自然和乡村美化,仿佛这两者是疗救城市病的祖传秘方。没有人豢养的狗就变成了红眼欲咬人的野狗,榆树上经常挂着死人,无非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李进祥不是为自然和乡村赋魅的作家,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更感到四顾茫然,无法为他笔下的六指指明方向。如果说他在试图寻根,不如说他用他的如椽巨笔,描述出了一幅脱根或无处扎根的画面。“上次跑出村子的时候,他因为害怕,没有多少留恋之情,但这次不一样,虽然这次来,只住了大半年时间,但他却觉得住了很多年了,甚至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村子。这会儿要走了,他感到非常地不舍。舍不得他翻出来的土地,舍不得留下的粮食种子,舍不得那些留守的鸟雀,甚至舍不得那些塌墙土院子”,这里的描述,恰好说明,正是取消了村庄真实历史的时刻,才是六指感到不舍的时候,而原先真实存在的村庄,恰恰是他想逃离的地方。时空的错位,折射出的,正是进退失据的尴尬。不然,该如何理解他引起的燃烧村庄的大火呢?他想让其重生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异托邦般的存在。

      虽然李进祥小说的重心完全放在重现过去的乡村生活上,并通过自己的描述否定了任何美化过去生活的可能,但我们还是可以将其总体结构归结为一句话:农民进入城市,即便成功了又怎么样?他当然无意用自己的作品回应《戳脚》和《声音》,读者却可以将其当成在同样的叙事框架下,对进城者命运的反思。类似用意的作品,所在多有。《篮球滚下了山坡》( 少一,土家族)里的主人公,一门心思摆脱农村进城,有了一定身份和地位后,却由于买彩票赔光家产,几乎搞得家破人亡。《向幸福出发》(赵启东,土家族)里的张成,本是一个成功范例,从贵州偏远地方到深圳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可因为儿子涉嫌犯法,他只好请警察帮忙,弄到无法向大家交代。这两个故事虽然有点极端,从技术上看也失之简单,却未尝不是生活中的一种情状,当然像他们这样的成功人士本就不多,自然就没有典型意义了。与之相对,《扯票》的作者刘荣书(满族)则釜底抽薪,在可能性与不可能之间选择了后者。乍看标题,以为扯票是撕票,看下去才知道是扯谎的意思。现在的普通话一般说成撒谎,但我觉得“撒”远没有“扯”那么生动有力,其实许多方言里都保留了扯的表达方式:除扯票外,什么扯淡、扯犊子、扯大炮之类,非常强劲。人类有说谎的需要,小说里的小丫头年纪很小,已经知道这能带来好处,所以早早学会了扯票,俗语说,“读书不如走广,走广不如扯谎”,小姑娘是无师自通,还是有样学样?小说充满了象征和寓言色彩,显然,作者意欲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写作,而不是某个独特人物的故事,所以小丫头没有自己的名字,生母已不在,也不能真正进城,只能住在边缘地带,称为“城中村”,其实这种地方全世界都有,只是在中国的命名不同而已。当然城中村这一名字,确有其好处,一望而知其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但就是这样的容身之所,也面临拆除的命运。小说家还是仁慈的,那个因扯票而被困的女孩,非常幸运地在父亲最终离开前,找到了即将拆除的“家”。如果不是父亲舍不得放在那里的一套泥瓦匠工具,凑巧回来而碰到她,父女就很可能从此骨肉分离,难有再见之日了。如果说扯票是误入迷途,那么返回的路确实漫长。父女相聚,当然是万幸,那么,后来呢?小说没写。“她的父亲或许带着她,回了老家。正像所有童话故事里宣扬的那样——这个喜欢扯票,并且非常聪明的小丫头,从此过上了幸福而稳定的生活”。《扯票》里套着扯票——在这种反讽中,作家显得非常诚实,相当于勇敢地承认,自己也无力解开这个对于小说来说过于艰巨的难题——除非用扯票的方式。

      进城与回乡,已然不是简单的归去来,其中交叠着当代中国故事的多重想象空间。李伶伶 (满族)的《春节》中,主人公素枝是大山里的一位善良的农家妇女,几年前丈夫过世了。其实她自己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为了儿子们的幸福,她去城里当保姆赚钱。腊月底,她回到老家过年,事情一大堆,可由于雇主家的老人走失,善良的她马上要赶回去帮忙寻找。小说通过这一情节,既刻画了素枝的善良和负责任,也无形中表明,当今的城市生活其实已经离不开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他们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小说描写细腻,节奏掌握得颇有分寸。总体来说,小说尽量避开了与年节气氛不和谐的描绘,而展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如在写素枝与男友的对话时,那种暗藏机锋的幽默感。扎西措 (藏族)《央金的天堂》里,小说给出了另外的出路。央金与母亲想帮哥哥修座僧舍,没有资金,她只好外出打工,她吃多少苦都愿意,却被有钱的男人欺骗,怀上了孩子。按照通常的理解,这当然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可在扎西措的小说里,由于善良的哥哥和被误会的拉姆的支持,她可能既能保全孩子,又能躲避世俗的伤害。拉姆准备带她去拉萨生下孩子,“她想她将触摸那个一直萦绕在心中的天堂,那条无数次牵引着梦境的朝圣之路”。那个更大的城市由于是宗教的原因,而成了希望存在的空间。海勒根那 (蒙古族)《我的叔叔以勒》中,以勒去南方打工误入传销魔窟,却幸运地逃了回来。“我爸”乌力吉把他当羊倌使用,打起靠养羊发家致富的算盘,但由于草场退化等原因,成了泡影,而受到盘剥的以勒叔叔因此常常生计无着,幸好有一个爱好——饲养鸽子——聊以。以勒放牧时发现了一个石洞,里面是远古的岩画,其中一个长翅膀的人在飞翔,让叔叔非常神往。城市对他来说,完全是异己的存在,“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城市,在那里我们只是劳动工具,一个工具是没法融入城里世界的,没有人和你交谈,对你也没有任何情感,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待在工棚里,没有去处也没有自由。所以我宁愿做个牧人……”当然他做牧人的希望也破灭了。草原开始环保禁牧,他不得不弃牧从农,唯一能让他开心的,就是和一群乌鸦待在一起。后来,以勒失踪了,有传言说,叔叔以勒带领乌鸦群飞走了。自从那年开始,科尔沁沙地再也见不到一只乌鸦,更使传闻显得有鼻子有眼。“我”上了大学,最后在省城的科研所工作,可以推测,“我”其实并不相信叔叔能像鸟那样飞走。“我”认为在城里广场上碰到的一位卖鸽食的流浪老人,就是自己的亲人以勒叔叔,但由于惊愕和心神不定,竟让他从眼皮底下消失了,再也没有他的踪影。他到底是不是以勒呢?恐怕“我”自己也不能遽下断言。透过“我”恍兮惚兮的叙述,一个牧人貌似简单的故事,获得了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的可能。

      无论是在现实运作的层面上,还是在文学的想象中,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困人口或农村人口,主要有三种安排,除了进城(城市化)以外,一种是搬迁,一种是扶持或开发。而就地的扶贫与开发,也可以分成几种形式,如发展生态旅游或工业化等。谷运龙(羌族)的长篇小说《几世花红》就是着眼于其中各种方式间的冲突,特别是发展工业所导致的污染,给乡村生态所带来的致命打击。比如费尽心力在桃花坡上种出的桃花、樱花、油菜花等(在真实的环境中,这几种花开放的时间略有区别,小说里当然可以虚拟它们的同时存在),本来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希望,可恰在此时,盐化厂的设备出问题了,氯气从设备中泄出,一夜之间,所有的桃花、樱花、油菜花零落成泥,变成了枯枝秃茎。这种工农业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几世花红》并无多少新意。但小说别出心裁的地方,是并没有将其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单纯的黑心工厂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排污的故事。盐化厂老丁厂长很委屈,说自己自从到桃河以后,就从来没有昌盛过。这些年地震、洪水、泥石流,将他的空间也挤压得够呛。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结尾写道,“整整一个晚上,思绪不断地奔跑在这几年走过的坎坷的路上。我在不断地诘问之中茫然四顾,如一只迷途的羔羊。我沉重到难以自已地不断加速下坠,不知下坠了多久,在虚空中,一股巨大的魔力让我触底似的反弹。我一下如奶奶新浴以后的花香四溢、光洁如玉。我走回我的初心之中,心灵越来越清亮”,“初心”应景,更加令人醒目的是,小说进一步发挥,“在这种醍醐灌顶的灵醒之中,嘹亮的鸡啼天籁般唱响,黎明那般鲜洁地破壳而出。我走出老屋,迎着天地间的第一缕曙光,群山鲜妍,空气甜润”,自然的伟力又一次发挥作用,但不再是“地震、洪水、泥石流”这种破坏的力量,而是让主人公恢复了信心。第代着冬(苗族)的《凿壁记》,也是用自然景象结尾,“他侧过头,放眼望去,他看见整个世界向他迎面扑来,如同梦境似的缤纷和美丽”,不过相较之下,其提供的解决方案似乎更切实些,当然说到底也是乐观的想象:三顺虽然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动,却有敏锐的听觉和良好的记忆力,所以能够通过讲故事来帮助和取悦别人,获取生存资源,比如成了网红,还被文广局授予“民间故事传承人”称号,每个月有三百元补贴,还送来一台平板电脑,打开了他的世界。而邻居杨志,也由于扶贫队把公路修通,要在寨子里做观光农业,不用再出门打工,准备跟妻子香月开一家农家乐,就在寨子里发展。只要要求不高,一切都在好转。梁鼐(蒙古族)《少年宝音的心事》里,宝音家是全村唯一的住户,别的村民都搬走了。宝音想偷一只小狗送给妹妹作玩伴,却阴差阳错地把一只狼崽带回家。三只大狼追踪而至,宝音一家陷入危急之中……这时传来一声巨吼,“一个小山一样的黑影拨开树木,沐浴着月光,慢慢走来”。奶奶认为这就是她一直跟孩子念叨的大熊格日乐,她曾经收养过它,现在它回来救他们了。自然在这里呈现两面性,它可能有害,也可能有益,取决于人类如何对待它。

      至于中国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扶贫工作,可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的巨大历史规划,将从根本上改变无数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作家们注目于此,从多个角度进行反映,不单单是试图图解政策,而是表征了自己对这一历史工程的想象。韦晓明(苗族)的《春雷》就是从正面着眼当下的“精准扶贫”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小说试图将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也围绕着其中的利害关系,将人物作分门别类的处理,会让熟悉文学史的读者联想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的设计,当然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先进和落后等等的区分都已经改头换面了。这里没有了特务的阻挠,但贪欲和自私对政府工作的危害同样不小。有意思的是,们的努力工作,也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才能完整体现出来,“惊蛰雷声,唤醒百虫万物,该展的展,该飞的飞,新的面貌出来了”。而红日(瑶族)的《码头》,并没有直接切入扶贫,只是把其作为人物命运的背景,从侧面描述了扶贫对个人生存状况的影响。如果按《春雷》的视野,老麻肯定会被处理成抗拒性的落后人物,因为在河道上修桥,断了他的渡船生计,个人利益受损。红日的自出机杼之处,是没有用二元对立的结构来描述船与桥的关系,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半调侃半同情地将他的狼狈与尴尬凸显出来。这样,他的境遇就仿佛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叶小舟,而码头已然挪作他用。

      不管是采用哪种方式,其实关键词都是“开发”,包括对自然和人力的开发(在英文里,这是一个多义词)。如前所述,许多作家都用自然化的方式来化解难题,仿佛在印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断,“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启蒙辩证法》)。当然,通过自然的隐喻将难解的结解掉,只是人类开发想象的一种,在其他作家的笔下,同样是开发,可能引发的是破坏性的结果。策·格根其木格(蒙古族)《蔚蓝的杭盖》里,人们在草原上开发大片矿区,湿地变成了大沙漠,加上农业或非农业的定居人口的增加,导致河水枯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游牧生活难以为继,成了典型的牺牲者。原先,游牧文化以迁徙的方式保护牧场,而且也是畜群长膘的有力保障。小说通过移民户巴拉吉和牧民都冷仓对成吉思汗的不同认识,来思考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显然,强大的外部力量,特别是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已经完全摧毁了游牧文化生存的根基。小说为了缓解两者间的紧张,特地塑造了一个柔弱又坚强的女牧民乌日古娜,她善良可爱,充满包容精神,爱帮助别人,能同时接纳失败的“我”,以及巴拉吉和都冷仓。就是这一理想化的人物,也不可能改变事物发展的趋势,反而增加了人物无法改变历史的悲怆感。韩伟林(蒙古族)的《阿尔善河水长又清》,由于增加了政府推行环保风暴的背景,直接将草原生态问题置于更宏大的视野中,而使其作品相较之下增加了不少亮色。最有意思的是,在韩伟林笔下,草原生态的恶化并非由人们膨胀的私欲引起,反而是相信发展工业能使家乡增收致富的苏和们的好心规划所致。这里可能存在通常意义上的事与愿违,或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狡计”。苏和也许能在城里找到更好的姑娘,但对于草原上的人来说,母亲河边的生活胜于一切,作品通过朝克的话,体现牧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热爱:“我们不要上面的一分钱,我们不要让人设计来设计去,我们只想过自己喜欢的日子。这看着都让人安心的草原,这清澈无比的阿尔善河,这自由自在的羊群牛群马群,这里的一切,都叫人疼爱,这一切也是宝藏,取之不竭”。但是,必须承认,这种美好的愿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任何美化逝去生活的描述都可能导致非历史的非议。于是,对于已经改变了身份的苏和来说,问题就变成了:“此时正好站在半山腰,他要想一想自己是要继续攀爬,还是向下奔向那块已经隐约可见的大石头”。人们能否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鼓励他呢?哈地拉·努尔哈力(哈萨克族)《叶儿震颤的夜》中,“我”似乎想回答这个问题。父亲过世后,一位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成长,却没有多少办法。多年后,邻居认为当年母亲应该开一个商店,因为他们家临街,位置特别好。可是我的想法却是,“我们的家在别人看来也许可以拿钱来衡量,在我心里是无价的”,也就是说,生活艰难是艰难,但却充满了亲情与记忆,这不是能用金钱取代的。《花祭》(苏文韬,彝族)里的达木老人,对乡村发展产业之路并不感兴趣,对那些利欲熏心的人觊觎茶花的行为非常愤怒,最后以死唤醒了原先沉迷在开发大计中的儿子。《平安的事》(黄方能,土家族)则忧心开发的另一种可能。由于西部大开发搞基建,平安加入到砂石厂打工队伍中,由于机器故障砂石打伤了眼睛,导致他生活陷入了困顿,老婆也离家打工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是许多事物以美好的愿望开始,而以其破灭收场。

      可以说,有关扶贫的故事在今年的小说中特别多,反映了多数作者都有类似亲身经历,不然不可能都集中于这个题材,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许多小说,都从不同侧面反映扶贫工作的艰巨与复杂。索南才让 (蒙古族)《对手》里,两个真正的贫困户,没有得到扶持的项目,也就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不巧的是,起了一场大火,正是从两家之间的草场燃起的。阿云德当时曾向草场方向弹过一个烟头,大火有可能由此引发。但小说并没有确定这一原因,而是双方都向派出所报案,指称对方吸烟导致火灾。阿云德虚构了东珠吸烟的一幕,很可能引来无尽的麻烦,但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诬陷对手以求自保。显然,他们家和他自身的一个危机引发了又一个危机。小说没有给他出路和解决方案,派出所的人也没有来,让他无所适从。文美鲜 (土家族)《白云深处》的叙述比较复杂,涉及到人生中的诸多隐秘,且由于儿子与母亲的不同立场,导致两人的分歧,但最后也归于亲情、血缘、舆论与正义的选择,在名誉、道德、政绩与利益的衡量中,文香最后的决定当然是充满正能量的,而使实际上的政商勾结流于破产。当然这能成为现实,还是由于儿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不管是从血缘上还是从小教育上受的影响,他还保留了几分纯朴。《猫眼》(幺京,仡佬族)则写一对夫妻下乡扶贫后,他们碰到了自己的困难,即孩子无人照看,老人有时也会犯糊涂,所以只好在家里安了监控设备。小说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但也算是扶贫工作衍生出来的故事。《一枚米果》(马悦,回族)也是一个纠缠着农民进城、扶贫与个人的孤独与爱情的故事,结局呈开放性,能让读者回味。

      在某种意义上,进城其实也是一种搬迁,虽然我们日常使用搬迁时不会想到进城。搬迁的原因自然不光是为了扶贫,水利建设、矿山开发等等都可能是原因。《民族文学》2019年发表的作品中,有许多涉及到搬迁,而且不光是乡下的农民碰到类似情形。曹海英(回族)《多多的春天》写的就是一个煤矿家属楼的搬迁。多多是一个残疾的多余人,内心很不愿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重新熟悉新的环境和人。可是多多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事情的发生,就像小说里的妈妈说的,“这人啊,就跟尘土一样,风往哪儿刮就扬到哪儿。谁也不知道这风往哪儿扬”,可以说是“大人如风,小人如尘”。

      毫无疑问的是,当代中国的故事,并不只是反映当代中国的现状,也必然会再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光盘(瑶族)的《失散》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革命历史小说,他没有选取从正面描述湘江战役,而是在吸收了乔良《灵旗》写法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几位失散红军的故事,书写革命的艰难曲折和坚持革命初心的不易。更重要的是,失散意味着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它们常常被正史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就像马克思的幽灵一样,它们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不时给我们启示与安慰。益希单增(藏族)的《暗香残留》,通过一位藏族母亲反抗英军入侵的故事,书写了几位女性的传奇,也留给读者一些有意味的思考空间。母亲本是一个武功好手,但她主要教女儿的,却是枪法。温新阶(土家族)的《马脚》试图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纳入一个短篇中,所以节奏显得有点急促,大户小姐放弃优裕生活,信奉革命,但又不是出于狂热,非常理性,似乎人物过于理想化,而史莽子和孙桂花被谢如烟一番话就打动了,完全舍弃个人利益,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和铺垫。《冰山之父作证》(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将民众自发的反抗与有组织的革命建国联系起来,后者给予前者支持,层次感就比较突出。

      在将个人命运与历史场景勾连起来的创作中,孙春平(满族)的《筷子扎根》提供了一个完全另类的城乡关系想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涉及面广,前后有几千万人到农村去,少数人最后留在农村,是谓“扎根”,这些人的前途可想而知。而孙春平独辟蹊径,将他的主人公塑造为适应了社会转型的成功人物。当然小说并没有就张海俊如何在政商关系网中腾挪着墨过多,环境变化、高人指点与自我修养,也许还加上运气,使他能化险为夷,即使锒铛入狱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反而拓宽了自己的人脉。他能预测到农村户口的价值,并作为自己未来的一个筹码。这样,下乡被多数人视为畏途,而扎根农村几乎意味着无法翻身的故事,被孙春平翻转了过来。滕树勇(苗族)的《野溪牛铃》,则将个人的前途与传承传统文化、乡村开发、家庭亲情、男女情爱冲突等冶为一炉,最后峰回路转、拨云见日。杨家强(满族)《石匠》虽包含着太爷和刘岫岫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背后却是手艺传承与生产方式变化的关系。赵先平(壮族)《炭火燃烧》里,昔日的仇敌在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的大背景下握手言欢。

      古今中西之间,现实理想之间,存在各种张力,其中的矛盾冲突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他们展开自己灵感的翅膀,为读者打开了不同的想象空间。今年有许多篇小说都涉及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的问题,除《戳脚》那样的创造性转化外,作家们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效用,如《灵银》(马笑泉,回族)写村里搞旅游开发,书记和主任们商议时要咨询几个老款师和歌师,“款是天理,歌是人情”,充分尊重传统。陈步松(土家族)的《突围》,写一个把老家房子卖掉后,进城跟儿子和孙子一起生活的老人向炎黄(这是一个符号化的名字),对城市里的生活完全不适应,高楼让他头晕,飞机经过让他胆战心惊,进电梯像被关进铁笼子,这且不说,城里人很冷漠,医院一定要先交钱才给病人施救,更重要的是,他跟儿子和孙子也谈不到一起。孙子染着红头发,完全无视传统规矩。过年他想回故乡给逝去的亲人烧纸上香,儿子却认为是多此一举。小说的态度很鲜明,老人所坚持的传统不能丢,现在城里楼盘起名叫什么“莱茵河国际城”,孙媳妇打扮得像外国女郎,染着满头金黄的头发,完全是崇洋媚外的做派。他不愿喝瓶装酒,年菜也觉得必须有圆子这道菜,意思是团圆嘛。最后他忍无可忍,一心要回老家去。小说的切入点非常好,冲突的设置也合情合理,老人的内心痛苦也揭示得非常充分。可惜的是,这一因生活方式的冲突导致的紧张关系,却由于作者的急于表态,而损害了艺术的节制与含蓄,如老人与孙辈的矛盾,是由于观念的不同导致,小说却处理成了善恶对立一般,如“孙媳抖一下金黄的头发,眉峰一凝,那文得吓人的眉头顿时变成两把左右开弓的黑剑”,“新婚媳妇翻一下白眼,加之那涂得暗暗的眼皮,构成一对变形变色显得有些狰狞可怕的眼睛”,显得不像一位慈祥宽容的爷爷的感受,明显是叙述语言的主观介入,写得像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而老人打狗一段,其实很有艺术张力,可是小说却让老人想到大哥和美国兵的战斗,这是把美国兵比成狗,一下把艺术变成宣传品了。这是一个悲情故事,不应该按滑稽剧的模式来处理。这就像把孙子命名为向大洋来与向炎黄相对,用意过于明显。小说家应该牢记契诃夫的教诲,“是好是坏,不要说出来”,而是尽量用展现的方式来处理。周建新(满族)《红灯笼》里对相关情节的处理,要梳理清楚就要困难得多。这里的红灯笼不光是作为传统手艺的象征,或者作为活着的亲人对逝者的思念寄托,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耕读传家”理念的现代翻版,及其所碰到的诸多困难。当然,红灯笼最后传到了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校长那里,薛七婆也找到了归宿,这是曲终奏雅的意思,但这不影响其过程的曲折紧张。丈夫为抢救儿子失落在洪水中的书包过世后,薛七婆历尽艰辛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人,一个成了著名科学家,在美国娶妻生子,另一个儿子则在北京当了不小的官,前程远大。这本该是一个功德圆满的故事,谁知造化弄人,一个死于非命,一个与轰动一时的腐败案牵扯上,锒铛入狱。虽然薛七婆精神坚强,并没有因此受到摧毁,但至少在传统的意义上,她的努力变成了徒劳。小说为了缓解这一点,对两个儿子的行为和命运作了补偿性的设置:科学家已经决心不顾一切要回国服务,却因此遭遇不测,也就算是为国捐躯,重于泰山了;而写儿子贪腐,则无论如何对薛七婆的努力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小说的描述迹近辩护,如收受贿赂是被动的,虽然抛弃发小却为其购置房产,还特别提及他用合法收入(在小说里多次提到这一点)为老校长买了房子等等,等于说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好人,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小说的叙事,可说张弛有致,母亲这一形象也塑造得比较丰满,而新旧冲突的设计也合情合理,稍有遗憾的是,将科学家客死异国写成政治暗杀,固然提升了儿子的形象,却使这一情节变成了新闻事件的挪用;而将另一儿子刻意写成在煤炭设计部门工作,仿佛是为了让其与山西煤矿腐败案拉上关系,些许失去了天然之感。当然,这些文本上的裂隙,恰恰是当代中国故事中多重想象空间互相纠缠角力的症候而已。相较之下,《生命万岁》(关捷,满族)试图在新旧观念之间达成平衡,虽然有理想化和简单化之嫌,却显得更理性和从容。白明山明白礼俗的重要性,所以让家人给他设灵堂、烧纸、请鼓乐班子,包括孝子下跪磕头打灵幡等,一样都不能少,但他其实明白,死就像出远门,没什么可怕,重要的是,死了也还可以为人世做出贡献,所以要捐献遗体,死有所值。这既符合移风易俗的时代要求,又重新诠释了生命的真正尊严,大度而幽默。

      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甚至对于生活条件改善的想象,都需要作家精心虚构,如李晶(满族)、李强合著的《戏子汤不点儿的锣鼓点儿》模仿说书人的方法讲故事,其主题是热爱艺术终有回报。丁颜(东乡族)《匿名邮件》里,送邮件的小宋和妻子,为了让处于困苦中的娘仨对生活充满期待,总是会在开斋节给他们送去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而且从不署名。在他们的带动下,全邮局的人都这样干。最后,当然是一幅皆大欢喜的场景:“远远的天上一弯新的月牙儿若隐若现,与远处淡淡的山影相映着。灯火辉煌的街上,晚风十分宜人,人们分享着礼物,彼此祝福着,笑着……”娜仁高娃(蒙古族)《神的水槽》,则将人的坚忍、善良和幸运与神秘的恩赐联系到一起,那在干旱炎热的天气里降临沙地,解了燃眉之急的巨大冰坨子,其实非关人力。晏子非(土家族)的《梦里可曾到千山》,千回百转,悬念不断,像一个侦探小说,最后出人意料地归于爱和善良。戴琳(鄂温克族)的《天鹅》,甚至写一个人本来前景光明,但为了坚守自己的爱情,放弃了城里的生活,回去放羊,而且再也不找女人结婚。泽让闼 (藏族)《一匹叫江洛的马死去》,父子俩为了生计,做过些不好的事,但最后都幡然醒悟,一心向善。显然,对于处于各种困境中的人类来说,坚忍、善良、爱、运气,都是带来转机的资本。

      本年度《民族文学》所发表的小说,除围绕上述主题书写当代中国故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参与到再现现实、历史和未来空间的文学事业中。如巴图桑(达斡尔族)《铁骑远戍》,以清代本民族先民接受皇命、远赴新疆戍边为背景,风格雄浑,情感悲壮强烈。虽然远征的军人和眷属觉得新的生存环境还是不错的,接受了安顿下来的事实,可一匹刚健的战马却独自穿越万里,回到东北家乡。作品试图抚去岁月的烟尘,重新发掘出纳新而不弃故的强悍精神,与《生命万岁》交相辉映。《六爷的断指》(麦登奎,壮族),具有某种启蒙色彩,村民们好赌、迷信,数十年来养成了各种不良习俗,保守观念根深蒂固。当然由于六爷的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干部的教育等等,情形已明显开始好转。苏秀娟(满族)的《奶源血缘》,则是一个乐观且似乎有点过于乐观的故事,环保局局长不偏袒自己的儿子,农民则对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毫无芥蒂,更难得的是,官民之间,其乐融融。田兴家(苗族)《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里,父母辛勤种甘蔗让两兄弟上了大学,弟弟有了稳定的工作,能够支持父母了,却患上肝癌匆匆离世。而主人公工作不稳定,女朋友也离自己而去。他其实前途渺茫,只能靠回忆来补偿心理的隐痛。作品将已成过去时的美好感觉倒过来作为结尾,用心良苦。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当今的各民族作家,围绕着中国的过去、现状和发展的可能性等,敷衍出种种剧目,并通过小说写作中反映的多重想象空间,尽力表现人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从中投射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其书写的中国故事,表征了当代世界的多种结构与历史的角力。这些作品,是历史征程中的脚印,也如本文开头所说,是历史激流中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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